中新吉林网5月7日电 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质控办主任、儿科主任医师刘晓琳没有想到，一次平常的交接班，竟无意间开启了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大幕，卫生部和安徽省卫生厅对这位阜阳“EV71”疫情的最早发现者和上报者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当地百姓更是将她比喻成阜阳的“钟南山”。无独有偶，4年前阜阳劣质奶粉“大头娃娃”的举报者和反映者也是刘晓琳。(见今日本报A15版)

　　得知这次阜阳“EV71”疫情的最早发现者和上报者竟是阜阳劣质奶粉“大头娃娃”的举报者和反映者，我在内心深处感谢这位有责任心的医生的同时，仍然感觉到脊背一阵冰凉——如果刘医生没有当班，疫情还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被发现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刘医生的存在，是阜阳之福，是社会之福，她被誉为阜阳的“钟南山”一点不过分。然而，阜阳劣质奶粉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存在了几年。它本应当在生产、销售环节就被工商、质监等部门发现，但遗憾的是，直到奶粉造成儿童受到伤害住进医院，才被医生发现。此次“EV71”疫情同样如此，疫情并非始自3月28日下午5时刘医生接班时，而是3月上旬就开始了，阜阳市其他医院都收治了相同症状的患者，却为何没有人发现疫情呢？这里面难道没有值得思考的问题吗？

　　这两件事情说明，两次公共危机的发现不是因为制度的原因，而仅仅是极少数个人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在发现“危机”，这种发现是个人性的，而非制度性的。当个人的道德自觉成为守望社会安全的阀门时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这表现出这个社会在公共安全方面的制度存在巨大的缺陷。当制度失灵，个人的道德才彰显巨大价值，英雄就诞生了。

　　有人说“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”，但英雄往往是灾难所造就，非典造就了钟南山，阜阳两次公共事件造就了刘晓琳。如果制度没有失灵，其健全的机制在日常程序中就能不断地发现危机、化解危机，即使疫情出现，也会很快得到控制，而不会蔓延成公共事件。从非典事件到阜阳毒奶粉事件，都无不一再地证明着这个简单的道理。-(来源：城市晚报）